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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敕勿谢”的背后

1999-02-10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陆 昕 我有话说

东汉时,学者许慎想将自己所著的《说文解字》一书呈献皇帝,但当时他已久病不起,于是令儿子许冲来做这件事。许冲在建光元年(公元121年)9月给汉安帝上了一道表,即《上<说文解字>表》。

许冲在表中表达完献书的意思后,末尾有这样几句:“臣冲诚惶诚恐,顿首顿首,死罪死罪,稽首再拜,以闻皇帝陛下。”

皇帝答复:“召上书者汝南许冲诣左掖门外会令,并赍所上书。”十月十九日,中黄门饶喜以诏书赐召陵公乘许冲布四十匹,即日受诏朱雀掖门,敕勿谢。

献书一部,且其立意与内容,亦可谓顺风承旨,何来许多惶恐、顿首、死罪、再拜?想来无非是恐怕以献书此等小事干犯天听,扰乱圣躬,故必先请罪以免遭不测。皇帝的处理是,你献书一部,我赏布四十匹,且“敕勿谢”。“敕勿谢”似乎表示了宽宏仁慈的皇家气派和对文人学士的优厚礼遇,但我突发奇想,也许皇帝是怕许冲再来一道谢恩表或别的什么仪式。因前面既已“死罪死罪”而甘愿延颈就戮,此时不仅留得性命且荣获四十匹布,那种由对圣上的感激之情和报效决心所引发出的再一道谢表,令皇上想到了就心烦,于是也先自为之地:“敕勿谢!”

上行下效,各级官吏之间也是如此。清代官员对上司称“大人”,呼自己为“卑职”,于是有人作一联语挖苦道:“大人大人大大人,大人一品高升,升到三十六天宫,与玉皇大帝铺瓦;卑职卑职卑卑职,卑职万分该死,死落十八层地狱,给阎罗老子挖煤。”

正是这种一方高高在上,一方俯伏在下,产生了侵袭国人几千年的病菌,即,卑顺和暴戾。

封建统治者需要奴才,培养奴性,而一个人如果被强迫做奴才久了,那奴性便渐渐侵蚀了个性,或者说是取代了个性,他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实的一切本当如此,并不再追问为何如此。且自己也不把自己再当作人,只发乎内心地感到草民与天子的天壤之别,于是便万岁呀圣明呀叩头呀请罪呀地闹腾开来。而君主的贤与不贤,暴虐与非暴虐,完全成了个人的自主行为。因为自己是龙,他人是虫,虫岂可与龙议论天下共享江山!

幸而中国尚有古圣贤,有“民贵君轻”说,有“暴君放伐”论,有“君有过,三谏而不从,则易位”的主张,有“失人心者失天下”的警告,更有着汤武革命陈胜造反的事实,迫使帝王不管心里如何想,表面上也得打着爱民如子的旗子,作出整日忧念苍生的姿态。也正是那些敢于革命、敢于直谏、敢于为民请命甚至抗旨不遵而不惜流血的仁人,与那些使出奴颜用尽媚骨的丑类,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,并最终成为民族的骄傲和脊梁。

在健全法制严惩腐败的今天,更要倡导人们的正气。新闻中常常看到,下级明知上司违法,而依然听命遵从,事发后一脸无奈,左推右搡,仿佛自己才是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”,应该获得“同情与理解”。真是滑稽之极。若试问他为何当初听命呢?必答以怕丢饭碗。试问为何今日一推二六五呢?必是怕蹲班房当罪犯。这不正是那种封建奴性的延续吗?再如,盲目地不辨是非地跟潮,也是奴性的一种变异。而说一套做一套,捧出一颗忠心内里包着一层祸心,又是奴性的另一种变化形式。所以,我认为,认识并除去封建文化中奴性势力的延续,才能清洁健全我们的肌体,才能使我们从传统美德中真正获取光明正大之心,浩然磅礴之气,无愧于先贤地跨入新的世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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